创新、城市创新与城市创新空间-创新空间研究中的几点思辨.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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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创新、城市创新与城市创新空间创新、城市创新与城市创新空间创新空间研究中的几点思辨创新空间研究中的几点思辨1 1李晋轩，曾鹏李晋轩，曾鹏摘要：摘要：在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当下，城市竞争的关键取决于城市创新职能的发展。在转向“创新驱动”的城市发展进程中，有必要针对创新、城市创新与城市创新空间这三个关键词进行更深层次的探讨。从理论与实践的角度，首先，聚焦于创新的内涵，探寻创新理论的缘起与创新活动的“跃迁式”特征；其次，考察创新与城市的关系，并指出两者之间的支撑与“反哺”作用；再次，说明城市创新空间在支撑创新活动方面所具有的四项针对性功能，包括“促成质变”、“培养筛选”、“提升效率”和“孵化规模

2、”；最后，肯定创新活动的必要性，进一步提出当代中国城市创新空间应具有的价值观。本文认为，只有在尊重创新本质、优化城市与创新的关系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发挥创新空间的支撑作用，通过创新职能的发展来提升当代中国城市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关键词：关键词：城市经济，创新，创新空间第三次科技革命以来，全球化与知识经济迅猛发展。在生产型城市向消费型城市的演进过程中，创新已经成为了全球化都市圈的核心职能之一1。当前，我国上海、深圳、北京等城市先后进入城镇化的稳定阶段，由科技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所共同驱动的新型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有赖于城市创新空间的支撑才能得以运转。创新的内涵是什么？创新与城市

3、的关系是什么？我们又为什么需要城市创新空间？围绕当代城市创新空间这一主题，尚存在一些未在学界取得一致的问题。笔者在长期从事相关研究的过程中，对这些问题做了些许思考。1 论创新：创新的内涵是什么？论创新：创新的内涵是什么？在“新常态”、“新时代”的背景下，“创新”一词的内涵也在不断更新。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创新发展”，在讲话和论述中反复强调“创新”，内容涵盖了科技、人才、文艺等方面2。今天，社会各界对“创新”二字极为重视，产生了以下共识要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要依靠创新的力量。由此看来，弄清“创新”在当代到底是什么，成为了必不可少的出发点。创新，顾名

4、思义是指“创建新的（事物）”，例如：开发一种新产品；扩大服务和市场；发展新的生产方法；建立新的管理制度等。本章将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其内涵从“创新/Create”一词的缘起，到它最本质的“跃迁性”特征。1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资助（编号：51678393），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资助（编号：14YJCZH195）。1.1 创新理论的渊源创新理论的渊源“创新/Create”这个词，无论在东方世界还是西方世界，都不是一个“新词”。唐高宗显庆四年（公元 659 年），李大师之子李延寿修成南史一书，记载南朝宋、齐、梁、陈四国一百七十年史事，后被列入中国历代官修正史“二十四史”之一。其中，南

5、史后妃传上宋世祖殷淑仪一文提到“仲子非鲁惠公元嫡，尚得考别宫。今贵妃盖天秩之崇班，理应剏新”，首次正式使用了“剏新”二字作为完整词汇，以表达“创立或创造新的（事物）”之涵义。而“创新”二字实为“剏新”之变体，“剏（Chung）”、“创”二字相通。“创新”与“革新”一字之别，今日往往互相替代。然而，“革新”却是个新词，古籍中鲜用。出现于古籍中的是“革故鼎新”，今天的“革新”即属简化而来，其义基本未变，都是“除去旧的，建立新的”之意。“革新”的广范使用，起于清末民初的白话文运动时期。两者比较，“创新”强调的是“创”而非“革”，而“革新”强调的是“革”而非“创”；这一点，从最喜欢用“革新”一词的作家

6、梁启超、鲁迅、老舍身上便可见一斑。英文的“Create”一词，在维基百科有如下定义“To CREATE is to make a new person,place,thing,or phenomenon”。作为一个由法国王室间接带到英语中的“舶来词”，“Create”一词含有“Cre-”的拉丁语词根，本表示“生长”的概念。“-ate”仅是表词性的后缀，这可以从“Create”一词的意大利语（Creare）、西班牙语（Crear）、法语（Crer）和德语（Kreieren）单词中得到证明。西方世界里“Create”一词在当代语境下的使用，可以追溯到 1912 年奥地利裔美籍经济学家熊彼特（Jos

7、eph Alois Schumpeter）所著的经济发展概论（The Theory of EconomicDevelopment）一书。他指出，“创新是指把一种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结合引入生产体系”3，这个理念后来得到了进一步研究的认同。1982 年，弗里曼（Christopher Freeman）在工业创新经济学（The Economics of Industrial Innovation）一书修订本中明确指出，“技术创新就是指新产品、新过程、新系统和新服务的首次商业性转化”4。这一观点通过强调创新活动产业化的重要性，补全了西方世界对“Create”的理解。时至今日，东西方世界关于创新

8、的研究不断深入，而我国政府也将其写入了十三五时期“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五大发展理念之首。在了解历史的基础上，把握“创新”一词的当代涵义，才有可能实现对“创新”的“再创新”。1.2“实践量变实践量变”到到“创新质变创新质变”的的“跃迁式跃迁式”特征特征有关创新的一个重要话题，是探讨创新的生成机制。相关研究指出，创新的生成过程可以划分为产生与发展的两个阶段5。那么，“创新”在其自身得到发展之前，又是如何产生的？纵观创新理论的发展历史，始终有一种观点认为，“创新是一种天才行为，是独具天赋的英雄个体，通过自身的实践对历史进程所产生的独创性贡献”。姑且不论这种“英雄史观”是否符合历史唯物主义

9、的世界观，即使仅仅讨论“创新活动”的产生过程本身，或许它也并非是最合理的解释。今天，科学技术史告诉我们，诸如瓦特（James Watt）和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之类“发明天才”的重要性被舆论夸大了。由于现代社会的专利法的存在，关于创新的“英雄主义”描述受到了鼓励，因为那些所谓“发明者”习惯出于财政的动机而贬低或忽视前人的成果。实际上，即使以那些最著名的、最“显而易见地”具有决定性创新意味的现代发明来举例，每一项创新的背后都往往有被忽略的前例的影子6。英国发明家瓦特于 1769 年“发明”蒸汽机的想法，是在他修理一台由英国人纽克曼（Thomas Newcomen）设计的原

10、型蒸汽机时产生的；而这种 57 年前就发明出的原型蒸汽机，又是在英国人萨弗里（Thomas Savery）于 1698年获取相关专利后才有的；更早的还有荷兰人惠更斯（Christiaan Huygens）提出的某种设计思想同样，美国发明家爱迪生在 1879 年对白炽灯泡的“创新”，也是以 1841 年到 1878年的无数其他发明专利为基础的。如果把视野再往近看：百度、阿里、腾讯、京东它们的成就只是建立在上世纪末计算机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而摩拜、OFO 等实实在在改变中国人生活的“创新”，则与共享经济的政治倡导并无关系只是由于手机普及后移动支付技术的最终实现，它们才得到发展的机会，最终解决了西方城

11、市共享单车几十年来的运营难题。以上实例充分说明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创新”与其说是一些英雄个人的天才创造，不如说是历史上一连串的参与者对同一客体的反复实践中，创造的某些“里程碑（Milestone）”罢了。成功的“创新”活动意味着一种“跃迁式”的过程，它是一连串改进或发明的统称，而非针对某一事物的一项孤立的改变。2 论城市创新：创新与城市的关系是什么？论城市创新：创新与城市的关系是什么？自古以来，中国从不乏创新的实践。英国著名传教士、汉学家艾约瑟（Joseph Edkins）曾针对中国科学技术史提出了“四大发明”的概念，最终为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继承。或有人不禁扼腕，为何我国的四大发明竟是一个英国人

12、总结出来的？“四大发明”的定义也并非是艾约瑟自己凭空得出的。早在 1908 年，恩格斯（FriedrichEngels）就在德国农民战争（Vorwrts）中明确指出：“一系列的（中国）发明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7。其后，比艾约瑟早一辈的英国传教士麦都思（WalterHenry Medhurst）提出了中国人的三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艾约瑟在这个基础上，最终加入了“造纸术”，构成“四大”发明。不过归根到底，四大发明的说法，的确是几个欧洲学者先后提出的。这正是因为，四大发明的当代价值是在其推动欧洲城市发展的过程中首次体现出来的造纸术和印刷术的结合，帮助基督教（新教）教义的快速

13、传播，解放了长期受到教廷抑制的自由思想；郑和七下“西洋”所依赖的罗盘（指南针），被欧洲人用以发现了约四倍于欧洲面积的新大陆；欧洲城邦众多而政治不统一，因而火药被制成了火器又在小规模冲突中普及，推动城邦的吞并与人口的融合。通过对的中国四大发明的利用，欧洲城邦国家实现了从蒙昧的封建农业社会到文明的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随着这一转变，农业逐渐为工商业所代替，欧洲的早期城市化不断推进，城市得到了较大的发展。真正使“中国四大发明”这个清单举世闻名的人，是著名英国生化学家、历史学家和汉学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李约瑟（Joseph Terence Montgomery Needham）。后来，他提出了被命名

14、为“李约瑟难题”的诘问8：“尽管中国古代对人类科技发展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近代的中国发生？”或许，答案也正在于城市来源于城市非农活动的创新，也必须回到城市的非农经济中去实现其价值只有合宜的城市条件，才可以让创新产生、发展和传播。可以想象，“造纸术、指南针、火药及印刷术”中的任何一项，都产生于城市而非乡村。然而，以农业为主的大一统中央集权国家的中国古代城市，与欧洲城邦国家的城市可谓大有区别。在中国，造纸术与印刷术用来传播儒学、大办科举，禁锢了创新思维；舰队以及最先进的罗盘被宦官势力主导，并不可避免地在紫禁城中的一场政变后被雪藏；火药的杀伤作用没有因战争的需求而得到发展

15、，从欧洲传回的火器更是在 16 世纪后屡次被统一皇权所禁用。创新与城市的关系错综复杂。“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当代中国城市，需要回头认真审视自身的政策制度对创新活动的兼容性，以便在未来的全球都市竞争中，利用创新优势创造城市价值。2.1 创新源自城市创新源自城市“城市化（Urbanization）”，是城乡规划学科的经典课题。“城市化”的过程意味着人类社会出现了乡村与城市的分化和分工。创新是否是以上分工中的一种职能？为什么绝大多数的创新实践都出现在靠农民养活的城市中？远在城市出现前，人类就已开始了定居的生活。人口逐渐“定点聚居化”的过程，是在距今约一万多年前，随着人类历史进入新石器时代而

16、开始的。那时，第四纪冰期刚刚结束，人类在几千年间缓慢地抛弃了自然采集的生产方式，利用温和的气候条件发展了农业与畜牧业。以之为基础，永久性的聚居生活开始了，乡村居民点正式出现。距今约 5000-7000 年前，新月沃地、小亚细亚和中国分别出现了较为成熟的村落。在农牧业的不断发展中，专业化的手工业从中分离，催生出专门从事产品交换的商业行为。区别于乡村的城市聚居点出现了。城市一经出现，便与乡村间产生了明显的分工。直到非常近代的时期，乡村依旧占据人类聚居点的绝大部分空间；但自始至终，城市都是由乡村中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所供给的。乡村居民的农牧业劳动，为从事非农业劳动的城市居民提供了能量来源，使他们可以专

17、注于政治、文化、科学或技术层面的创新实践。诚然，农牧业劳动也需要创新来得到发展例如公元前三千年，地中海以东的农民从野生的有毒杏仁中培育出不含有苦杏仁苷的品种；或者在公元前两千年，春秋时代的中国农民让马与驴杂交产生役用价值更高的骡子。但是，这些创新更多是基于初步尝试后的“意外发现”，而非有目的地去应对某种目标的实践探索。在信息交换更加便捷的中城市，从事非农活动的居民以更高的密度生活在一起，使得更复杂问题的求解有了组织与制度层面上的可能性。显然，乡村居民无法“发现”关于“野杏仁为何会苦”、“劳力优秀的骡子为何无法生育”的深层机理。随着人类对世界的认识不断加深，依靠简单地“发现”来创新的实践机会已经

18、所剩无几。即使在最基础的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对未知世界的探索也需要多学科的融合才能得以实现。因此，今天的创新活动更需要依靠城市空间所提供的信息交换与智力资源优势；城市成为当代创新实践的主要来源。2.2 创新对城市的需求创新对城市的需求当代创新实践需要多重城市系统职能的配合，这点业已取得共识。今日的创新活动不再是对未知世界的“简单发现”，因而需要城市一方面提供创新活动所需的智力资源，另一方面提供创新工作者之间信息交换的便捷平台。早期的经典理论往往强调的是关于创新的“产学研（IUR，Industry-University-Research）”在城市中的结合。产学研相结合，是科研、教育、生产这三个不

19、同社会分工在功能与资源优势上的协同与集成化，是创新实践的上、中、下游的对接与耦合。随着技术发展和创新形态的演变，城市中的其他职能对城市创新的发展进程的作用愈发凸显。知识社会环境下的当代创新实践，在“产学研”之外还需要城市为之提供政策制度、公共服务、社会人文等多方面配套。政策制度是城市政府在社会治理过程中所做出的决策。当代创新实践的发展需要相关政策制度能够为创新活动制造机遇并扫清阻碍，在保护知识产权、保证信息自由等多方面提供强有力的帮助。公共服务是直接服务于创新工作者的工作与生活的社会公共设施，优秀的公共服务体系能够减少不必要的效率损失、充分发挥社会资源的应用潜力，并吸引更多人才参与到城市创新的

20、实践中来。社会整体的文化素质对于创新活动也具有显著的影响。重视创新、鼓励创新、奖励创新的社会风气有助于创新实践的发展，并提供更大的包容度使得一些格外困难的创新尝试能够取得成果。创新活动产学研结合的关键阶段在于创新成果的产业化应用，而这个阶段需要获得城市居民的认可才能成功。较高社会人文素质有助于真正创新性的实践能够取得应有的成功。2.3 创新对城市的创新对城市的“反哺反哺”作为一种越发重要的城市职能，创新实践对城市发展所起到的推动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促进经济稳定增长、提升劳动人口素质、增加社会居民福利这些“创新红利”可以从硅谷、首尔或深圳等城市发展的实例中得到证实无论它们分别是基于科技创新、文化创

21、新还是制度创新。应当指出的是，当代创新实践所能为城市带来的最大影响，可能是对城市的国际竞争力的显著提升。今日的世界越发开放与自由，全球化的进程在文化与科技层面显著地突破了地域的限制，并大有扩展到模糊政治边界的趋势。在这种氛围下，经济生产中所需要的绝大部分要素均具备了自由流动的可能，无论是生产所需的原材料、生产所依赖的劳动力还是生产所面对的市场，均不再限制在固定的空间范围。于是，在全球化都市圈的竞争中，真正能够区别彼此的就是城市自身的创新能力，只有通过不断地创新，才可能以不同的效率来处理“全球化”的原料、劳动力和市场。3 论城市创新空间：我们为什么需要城市创新空间？论城市创新空间：我们为什么需要

22、城市创新空间？创新已经成为全球化都市圈中必不可少的城市职能。如果说当代城市创新空间，是城市中专门为了服务创新活动而存在的城市空间系统，那么，它到底为“创新”这个抽象的实践活动提供了哪些独特的支撑要素？纵览 20 世纪 4050 年代以来的城市创新空间实践，可以发现它们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对创新活动起到了支撑作用：（1）加速实践量变以促成创新质变；（2）筛选有效创新以培养新的需求；（3）促进创新传播以减少重复工作；（4）孵化创新产业以实现规模效率。3.1 集聚出质变集聚出质变如前文所述，即使认为创新活动的最终成果是一种“质变”，那么这种“质变”也是在长期实践的基础上不断“量变”而产生的。蒸汽机与白

23、炽灯的案例说明，在城市创新实践的历程中，上一代的思想突破需要通过“创新传播”的过程到达下一代知识工作者的头脑中；而有时，甚至需要多种不同思想的交叉碰撞才可以产生最终的“质变”，就像公共（有桩）自行车与移动支付的组合创造了中国的共享单车。基于思想突破的创新成果在社会中的传播，在不同人群之间是随机的。试想，几个不同的创新思想，会由于某个人的自身因素而被选择性的接纳；而同一个创新思想，又会因为不同个体间的固有区别而被选择性地接纳或否定。如果将这个设想扩展到社会层面，便可以发现，创新实践的阶段性成果，在创新工作者之间的传播可以被看作是大体随机的事件。综上，城市创新空间，作为城市中专门服务创新活动的集聚

24、空间，通过自身功能的实现而将创新工作者在空间上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有助于加速创新活动的量变，从而促成创新实践的质变。因此，为知识经济时代背景下的知识工作者提供交流平台的城市创新空间，成为“智慧创意”交换的必不可少的环节。3.2 培养出需求培养出需求关于是先有“对创新的需求”还是现有“创新”，类似于“鸡与蛋”的问题。直觉上，“鸡生蛋”（需求引发创新）的过程更容易观察与总结，往往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例如剥离棉绒的需求使惠特尼（Eli Whitney）发明了轧棉机，从煤矿里抽水的需求使瓦特发明了蒸汽机，甚至结束战争的需求使“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科学家们发明了原子武器。然

25、而，并不仅仅是需求引发创新，创新也带来并培养新的需求。一个早先的例子是，爱迪生为他的留声机设置了十种不同功能，但唯独他长期反对的“录放音乐功能”成为了留声机最主要的用途；一个晚近的例子则是，微信（WeChat）的普及似乎一夜之间给用户培养出“发朋友圈”的社交需求，并一发不可收拾。在当代，能够最终培养出新需求的创新活动，才是创新实践中具有经济效益的部分。否则，这些创新活动只能作为其他成果的“量变过程”而存在。需求的培养需要不断地试错、修正与再尝试，这便需要城市创新空间的存在来降低试错的成本。在城市创新空间中，通过增加创新实践的密度来共享社会资源，能够培养出更多创造了新需求的产业化创新实践。3.3

26、 集成出效率集成出效率阶段性的创新成果在不同社会个体间的传播过程可以看作是大体随机的，但这个传播过程却由于信息技术的发展而在实实在在的加速。另一方面，随着人类对未知世界的探索逐渐深入，从零开始的原始创新的过程却变得越来越艰难。在这一快一慢的对比中，城市创新空间的价值也越发凸显。原始创新是在全球化知识经济体系中不断随机发生的。但是，技术传播的便捷程度对重复的原始创新带来了一种制约，也即一旦技术传播的难度低于重复性的原始创新，那么技术传播将替代原始创新。当代的信息网络实现了这一点，进而导致了知识经济的发展不再依赖原始创新的速度，而更受制于技术传播的快慢。借助结果导向的“蓝图模仿”和方法导向的“思想

27、传播”这两种更便捷的技术传播的方法，全球化都市圈内的城市创新空间依靠自身的信息网络优势，不断推进着基于原始创新的集成创新。当然，也可以从事物的反面来看待这个问题创新活动的价值，取决于其能否在有限的生命周期内得到合理运用。缺少城市创新空间中的信息传播和激烈竞争，社会中独立出现的部分创新实践可能由于无法保持自我催化，而最终被放弃。历史上的几个著名的技术倒退实例都说明了这个问题中国曾抛弃了机械钟表和水利纺纱机、日本曾抛弃了火器枪支如果当时的中日城市拥有完备的创新空间系统，将若干学科联系起来，也许这些创新成果会产生更大的价值而不会被抛弃。3.4 孵化出规模孵化出规模城市创新空间的最后一个重要性，在于它

28、可以作为“孵化器”，来帮助实现知识经济的规模效率。传统高新技术孵化器，即是应对初创企业在政策、管理、法律、财务、融资、市场推广和培训等方面的需求的创新空间。近年来，“众创空间”的出现为小微型创新团队提供了更多选择。从中国互联网产业中“BAT”的三足鼎立现状，便可以发现在创新活动的产业化过程中，同样存在着“规模经济”效应。实际上，那些重视创新发展的城市（如我国深圳、苏州、杭州等），往往通过相关城市政策（如创新孵化优惠）为初创企业提供一定的支持，从而扶持它们更快的到达可以维持较高生产率的规模经济阶段，最终实现创新实践产业化对城市经济发展的反哺。4 再论创新：当代中国城市创新空间的价值观再论创新：当

29、代中国城市创新空间的价值观上文从理论的角度，探讨了何为创新、创新与城市的关系，以及城市创新空间的价值。而在实践的角度，城市创新的核心在于“创新”，创新空间的核心在于“推动创新发展”。2015 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正式提出要“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提高城市发展持续性”的目标。改革、科技、文化三轮驱动的发展模式，说到底就是创新驱动的发展模式，其实现有赖于当代城市创新空间系统的进一步完善。“创新”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的“必修课”，应为当代城市创新空间树立“多元、共享、友好”的价值观。“多元”的价值观，指的是要扩展当代城市创新空间对多种相关产业与服务功能的实际包容力这种包容不仅要

30、体现在使用功能上，更要体现在空间形式上。今天的创新实践，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室内办公活动，而成为了多种相互关联的智力劳动的复合。为了满足不断变化的工作内容，需要将工作、交流、茶歇、展示等室内空间，与绿地、水体、广场等开放空间按照秩序组织起来，以获得更加紧凑、高效的创新空间系统。“共享”的价值观，一方面意味着创新空间内部的资源、信息、公共服务的共享通畅便捷，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创新空间系统的功能与空间向城市开放，实现创新工作者与市民的设施共享。在今天的国际竞争中，思想创意的多少，是城市创新活动在全球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有理由相信，能够实现对内、对外“双共享”的当代城市创新空间，能创造更多

31、的思想创意，从而产生更多有益的创新实践。“友好”的价值观，需要贯彻在当代城市创新空间实践的方方面面之中。未来的创新空间，必须转变为一种独具气质的创新场所，它的物质环境需要具有对创新实践的催化能力。作为创新工作者与广大城市居民长期接触的城市空间系统，应该处理好空间形态、家具布局、装修装饰和冷暖配色等设计细节，从而在使用者与空间环境的反复联系中产生轻松、愉悦、和善等“友好”的记忆、情感或联想。5 结语结语“创新驱动”作为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支撑战略，将占据今后一个时期内我国发展全局的核心。尊重创新活动的“跃迁式”特征、强化城市与创新的内在联系，同时发挥城市创新空间对创新活动的独特支撑作用

32、，将有助于提升未来中国城市在全球竞争中的优势地位。注释注释第三次科技革命始于 20 世纪四五十年代。它是继蒸汽技术革命和电力技术革命之后，科技领域里的又一次重大飞跃。“中等收入陷阱”（Middle Income Trap）的概念，最初由世界银行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提出。中等收入阶段，指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3000 美元至 1 万美元的阶段，而 2018 年中国人均 GDP 约 9630 美元（IMF 数据）。李大师（570 年628 年），字君威，相州（今河南安阳）人。李大师因熟悉前代历史，长于评论当代时事，有志于撰写一部南北朝史书。其子李延寿继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南史与北史。梁启超近世文

33、明初祖倍根笛卡儿之学说绪言：“近世史与上世中世特异者不一端，而学术之革新，其最著也。”创新的名词形式“Creation”，暗示着它来自欧陆英语中几乎所有以“-tion”词根结尾的单词均来自法语，进而源自古拉丁语。实际上，创新的名词形式在法语中即是“Cration”。“跃迁（Transition）”，是量子力学领域的术语。“跃迁式”，有时用以描述一种类似于“突变性”的特征。明代所谓“西洋”，实为婆罗洲以西洋面，为今日之西太平洋与印度洋。距今为止的最后一次冰河时期第四纪冰期大约始于距今 200-300 万年前、结束于 12 万年前。其规模很大，表现为高纬度地区和山地广泛覆盖着冰盖或冰川。新月沃地（

34、Fertile Crescent），是指西亚、北非地区两河流域及附近一连串肥沃的土地，包括累范特、美索不达米亚和古埃及。苦杏仁苷不仅味苦，亦会在被人类食用后分解出有毒的氰化物，甚至危及生命。曼哈顿计划，是美国陆军部于 1942 年 6 月开始实施的、利用核裂变反应来研制原子弹的计划。在今天的中国互联网产业中，百度（Baidu）、阿里巴巴（Alibaba）以及腾讯（Tencent）三家独大，其中的竞争与合作，堪称信息网络新战场上的“军阀混战”。参考文献参考文献1吕拉昌,李永洁,刘毅华.城市创新职能与创新城市空间体系J.经济地理,2009,29(05):710-713+751.2人民网-人民日报海

35、外版.习近平谈创新EB/OL.2016-03-01.http:/ J A.The Theo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34.4（美）弗里曼.工业创新经济学M.华宏勋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84-85.5曾鹏,李晋轩.城市创新空间的新发展及其生成机制的再讨论J.天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20(03):253-260.6（美）贾雷德 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修订版）M.谢延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240-268.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465-567.8王鸿生.李约瑟难题的意义和解答J.自然辩证法研究,2004(06):44-47.作者简介作者简介李晋轩,博士研究生,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曾鹏,副院长、规划系主任、小城镇规划发展研究所所长，副教授,天津大学建筑学院